来源：开云登录入口 发布时间：2026-07-11 07:09:18
近日，巴黎郊区接连发生骚乱。18日，巴黎市郊特拉普区警方要求一名妇女摘去她戴的面纱，结果被其丈夫愤怒掐脖。事后，有近300名在事发翌日（19日）晚袭击了特拉普警察局，并向市警察局投掷物品。据悉，该事件导致4名警察和1名年轻人受伤，同时有报道说，袭击警察局事件当晚共有20辆汽车被烧毁。
法国警方与当地社群的矛盾不是一天两天，说来话长我们暂且放到一边。不过，要厘清法国警方与当地的纠葛，这还得从妇女戴面纱说起。
在教法中，妇女能否在公共场合“露面”，一直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世界最重要的经典《古兰经》以及其他重要典籍如《艾布‧达伍德圣训集》中均没有对女子遮面做出过具体的要求。
实际上，不仅很大一部分妇女没有戴头巾遮脸的习惯，而且《圣训》中还曾提到，先知说手和脸是可以露出的。而在《古兰经》相关段落里，妇女仅仅被要求的是“遮蔽自己的身体”，“这样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在丈夫、父亲或者姐妹面前，妇女也可以轻装上阵。
对于教而言，“遮蔽身体”是关键词，而遮脸只是传播教义时的衍生品，视当地的风俗而定。
除了教义的训导，妇女被要求穿戴头巾在世界看来是对她们的一种尊重和保护。在《艾布‧达伍德圣训集》中就曾写道：埃布伯克尔的女儿阿斯玛来到穆圣的家，身穿一件轻薄的纱外套。先知穆圣叫住她，并且对她说：“阿斯玛呀！女孩子到了有月经的年龄，穿衣服就不应当有显露了，除了这里和这里。”（穆圣用手指着面部和双手）于是，教法又规定女性的穿着不能太薄、太露、太凸显身材。
在头巾面纱之外，妇女流行穿罩袍（也称作波卡）。罩袍是宽松的拖地大外套。穿上它后，妇女被包裹起来，透过眼前一小块网纱看到外面的世界。很多人会疑惑，阿拉伯国家地区日照强烈，沙漠纵横，为什么还要穿罩袍将自己包裹起来？难道不怕热吗？其实不然。与酷热相比，被烈日灼伤才是大敌。罩袍的内里非常宽松，衣服内的空气也能把吸收的热量和皮肤进行分隔，从而不会让人有闷热的感觉，反而更为凉快。此外，风沙大、干燥的环境也会让某些地区的信徒选择具有保护性质的服饰，而波卡就是这种选择的结果。
此举其实就是为了让文明“开花结果”。教在阿拉伯地区复兴以前，半岛正处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阶级社会形成的大变革时期。各氏族部落各据一方，连年战争使社会动荡，生产停滞，氏族内部阶级分化加剧，大批穷人和奴隶“应运而生”。如何整顿蒙昧状态下的社会秩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恐怕是现代人很难来想象的状态，却又是那个时代的现实。“遮蔽身体”便是迈向文明的象征。当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时代，懂廉耻，知礼仪，自然不会让异性在公共场合就看穿自己从这个方面来言，“遮蔽”不失为一种普世价值。文明开化，就必须对原始的人性有所遮蔽。那么，能唤起人原始冲动的身体便是首当其冲需要遮遮掩掩的目标了。
只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遮蔽男子身体的功能逐渐由衣服所取代；而女性则还保留着头巾面纱等装饰。
有趣的是，妇女所戴的面纱/头巾被称作“希贾布”，在阿拉伯语里，“希贾布”意为“窗帘”或者“遮盖物”。而在的语境中，“希贾布”这个词带有谦逊、隐私、美德的含义。将面纱/头巾称作“希贾布”，这恐怕并不是巧合。
不过，法国2010年起禁止女性穿戴的并不是这种希贾布，而是一种被称为波卡的服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罩袍（在我国新疆，罩袍又被称作吉利巴普服）。
在教中，遮蔽是第一原则，其他都能商量。不同民族、不一样的地区对于遮蔽的尺度也不完全一样。一般而言，经历过世俗化革命的国家，对于穿着的要求会宽松一点。在伊朗，很多女孩子也都开始穿牛仔裤等“紧身服饰”。这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在逐渐突破“不能凸显身材线条”的文化限制。当然，她们也会选择一些好看漂亮的纱巾盖在头上。比如下图：
这种打扮并不算违反教义。当然，过于示人凹凸有致的身材也会受到批评，但联想到国内“我可以骚，你不能扰”引发的争论，以及韩国、俄罗斯、法国等国主持人因穿着暴露导致的争议，想必打扮的尺度问题不只世界独有。
不过，头巾、面纱、罩袍等物件所使用的颜色限制在慢慢减少。原先，传统中也只是规定着单色或者素色。传统中以黑白绿为主，也能穿着淡粉色等等。而现在，只要衣服的颜色不必太过靓丽，也可完全接受，这从现在市面上流行的各种花色的头巾便可见一斑。
不过，在比较保守和正统的阿拉伯国家中（比如沙特和也门），女性要求被遮蔽的程度仍然很高。迄今为止，尽管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沙特却仍是政教合一的君主制国家，并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国家执法的依据，有着很深的保守主义倾向。在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罩袍等传统服饰仍就保持其一贯的特色，女性需要在公共场合遮脸。
事实上，在阿拉伯世界中，世俗化的进程屡屡受挫，问题是其干预日常生活的手段过于激进。欧洲国家在处理国内问题上也很头疼。
法国等欧洲国家强行规定在公共场合不得穿着蒙面服饰，在人口日益增加的欧洲大陆，此举必然促使反抗。尽管经常佩戴的巴拉克拉法帽和罩袍有相近之处，欧洲诸国的规定也意在打击，但这样的法规也在变相促使人们产生某种无关的猜想。事实上，尽管法国有将近10%人口为（600多万），但穿着传统服饰遮蔽全身的人不足2000名。类似于禁止穿着某种服饰的法律和法规，只能导致更多类似巴黎市郊警方与冲突事件的发生。
在土耳其，被誉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也曾在1930年代强力推行的世俗化，但招来的反抗让凯末尔始料未及。
当时，凯末尔驱逐了土耳其的苏丹（类似于总督），架空了哈里发（教中的“教皇”之位），向世人宣誓土耳其不再“政教合一”。凯末尔改革事实上造就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一方面在精英阶层，获得胜利的世俗民族主义成为了主导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下层民众依然坚守传统的教文化。这样的政治生态蕴含着巨大的矛盾和张力，宗教文化认同上的断裂和缺失，由于凯末尔的政策推行的过于急切，这项政治改革最后导致国内强烈的不满并进一步演变为实质性的叛乱，库尔德人的叛乱就是其中之一。
叛乱的库尔德人打起了捍卫宗教的旗号，这使得造反派得到了土耳其纳克班迪教团等教派的支持，更有效地煽动起了民众。而意识到宗教问题严重性的凯末尔主义者也对此进行了强力的。最终，仅在1930年，类似库尔德人的暴乱就发生了二十余起。
在中国，由于历史和当代革命经验的原因，宗教并不像其他几个国家那样敏感，按照宋鲁郑先生的说法，不用像西方及其他被宗教问题所困扰的国家那样去解决宗教问题，是中国的幸运。近年来一些西方势力利用宗教借口挑唆中国民族问题，面对他们，我们对自身国家宗教问题、同胞习俗的理解就是一种有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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